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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唯經濟”論 帶薪休假才會漸行漸近
2020-11-16 09:55:33 | 帶薪休假 , 強制休假
來源:中國經營報

原標題:擺脫“唯經濟”論,帶薪休假才會漸行漸近

朱昌俊

加班太多將要被“強制休假”?媒體日前報道,深圳市第六屆人大常委會第四十五次會議表決通過《深圳經濟特區健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提出推行強制休假制度,以更好地保障勞動者身心健康。作為國內首部地方性健康法規,該《條例》將于明年1月1日正式實施。不少網友對推行強制休假制度表示支持,但也直言擔心無法改變“996”的工作模式。業內專家認為,強制休假的新規出臺有一定示范效應。

《條例》涉及員工休息、休假的表述是這樣的:用人單位應當合理配置人力資源、安排員工作息時間,對腦力和體力勞動負荷較重的員工,實行輪休制度,避免對員工健康造成人體機能過度損耗或者身心健康傷害;用人單位應當嚴格執行員工帶薪休假制度,人力資源保障部門和工會等組織應當加強對用人單位落實員工帶薪休假制度的監督檢查。

嚴格說,上述內容雖然明確了“用人單位應當嚴格執行員工帶薪休假制度”,但與“推行強制休假制度”其實還是不能畫等號的,甚至對照目前的法律法規,以及一些地方的規定做法,至少從字面上理解,它突破性并不算大。

一方面,帶薪休假早在1994年就被寫入《勞動法》《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也已出臺了十多年。此次條例的相關表述實際上只是對帶薪休假的一種重申和敦促落實,甚至條例中也并沒有說明具體的法律責任。也就是說,它的意義主要還是體現在價值示范層面,現實“強制力”到底有多大,不得不打上一個問號。

另一方面,真正的“強制休假”規定,其實早就有之。如2015年,蘭州等多地就出臺細則明確,機關事業單位中工作1年以上的工作人員,應帶薪休假不休的,不再發放年假補貼;單位不安排休年假的,將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人社部門責令限期改正。不過,這一做法引發了是否“矯枉過正”的爭議。

就現實來看,該條例在推進落實帶薪休假上的主要突破,其實并非體現在它的“強制性”上,而是在于它是首個真正從員工健康出發來審視公民休假權的地方規定。

近些年,公共輿論關于帶薪休假以及2.5天休假模式的討論,都有意或無意忽視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它們在制度層面的出發點多是為了促進消費,是立足于經濟發展,而非真正從保障公民個人休假權和健康的角度提出。這從它們的“出處”就能夠發現端倪。如“到2020年,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實”的目標是《國民旅游休閑綱要(2013-2020年)》提出的;2.5天休假模式最初是源自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于進一步促進旅游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另外,今年疫情之下多地重提2.5天休假模式,也主要是為了通過延長假期來提振消費。之所以要指出推進休假的政策出發點,是因為看待休假的視角,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對休息與假期的重視程度。

客觀說,中國的法定節假日數量已經達到世界中等水平。但是,與歐美等國家相比,中國人對于假期的“剛需”可能是最高的,這從黃金周的集體扎堆出行熱潮就可以看出。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如哲學家韓炳哲就提出一個觀點——自從生產達到一定的水平,自我剝削就遠比受人剝削更有效果,功能更為強大,因為,與自我剝削相伴的是,個人會感覺自己是自由的。言下之意,當一個社會處于快速上升期,每個人都往往“心甘情愿”去“自我剝削”,而這也是“996福報論”誕生的一個大的社會背景。尤其是在崇尚勤勞、艱忍的東亞社會,這種情況可能更普遍。如國家統計局發起的相關調查顯示,除去工作和睡覺,2017年中國人每天平均休閑時間僅2.27小時,不及歐美國家一半,且較三年前(2.55小時)還有所減少。不難理解,在這樣的社會里,無償加班乃至996常態化,吞噬了大量的正常休息時間,人們自然更渴望有強制性的帶薪休假。

以“自我剝削”(少休息)來換取更多的自我價值實現(更高的收入),這是經濟上的驅動,而多放假(帶薪休假、2.5天假),也是為了促進消費和經濟發展。它們恰恰都與真正的休假權和基于個人健康需要的休假理念構成明顯的內在沖突。換言之,我們所倡導的休假,仍更多是工具意義、經濟意義上的。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何帶薪休假的落實會如此之難,因為它主要得服從經濟邏輯,自然也就容易向現實妥協。

必須承認,“一刀切”的強制休假,涉及諸多的社會成本,尤其是落到具體的企業身上,很可能會加劇企業負擔,在無稅收減免等配套政策支持下,它不僅構成不公,也很可能會引發消極的連鎖反應。而真正把休假看作是一項基本的公民權利,把國民的過勞及健康成本納入發展的成本中去看待,就理應會在制度設計上對休假權利及其價值有更多經濟維度之外的考量,從而給社會創造更好的休假條件。

就此而言,《條例》從“更好地保障勞動者身心健康”的角度提出落實帶薪休假,未嘗不是一種“休假觀”上的“正本清源”,有利于社會更全面地看待休假的價值,從而凝聚更多的社會共識,在保障國民休假權利與經濟發展之間,構成一個更“健康”的平衡。當然,作為地方立法,深圳的條例只是一次小小的價值觀的“覺醒”,它要真正帶來改變,還需要更高層面的制度支撐。